陶文钊谈史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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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文钊谈史迪威

——2013年6月

 
 

 

 

   各位贵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日本对珍珠港的偷袭把美国带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成了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盟友,这就使两国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大的变化。在战争期间,抗日是两个共同的任务,是两国最大的共同利益之所在,当然,罗斯福总统还有更长远的战后国际格局的考虑。抗战期间美国对华政策有三个支柱:从政治上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努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从军事上保持中国继续参战,使中国战场牵制尽可能多的日军,减轻盟军其它战场的压力,尤其是在太平洋上的压力;对于中国的国内纷争,主张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抗日力量,反对中国抗日力量的内耗,反对内战。 一、在政治方面,美国确实为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做了许多工作,包括: ——1942年1月1日发表《联合国家宣言》时,美国坚持中国与美、英、苏一起领衔(这是日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最初版本); ——1942年3月给予中国五亿美元贷款,这笔贷款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1943年1月美国带头与中国签订中美新约,废除了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通商口岸特别法庭权、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使馆区与一些铁路沿线驻兵权;废除了1901年9月签订的《辛丑条约》,向中国归还了使馆区和租界的各项权益,等等。在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的推动和带领下,中国又与多国签订了类似条约; —— 1943年10月美国又坚持要中国代表在《莫斯科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上签字,这个宣言奠定了日后联合国的基础,是中国成为四强的重要标志; ——1943年10月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又参加了讨论战争进程和战后安排的三巨头开罗会议,会后发表的《开罗宣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中国的领土完整得到了庄严的国际保证; ——1944年秋中国代表又参加了筹备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上述这一切对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寻求大国地位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没有美国的支持,中国就难以实现大国地位的梦想。 二、中美两国在政治方面的合作虽然也有纷争、也有麻烦,但相对还是比较顺利的,原因是中国主要是受益方。而两国军事上的合作则走过了崎岖坎坷的道路,双方的有予有取、讨价还价的关系比较突出。而史迪威将军恰恰处在这些麻烦的漩涡之中。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军在太平洋上作战,中国军队在亚洲大陆作战,美国没有派遣作战部队来华,中国也没有参与太平洋上的海战,中美两国军事上的合作主要表现在: ——成立了中国战区(包括越南、泰国),由蒋介石出任统帅,史迪威将军奉派来华,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但中国从来没有参加美英的联合参谋长会议,蒋介石认为这是对中国战场的轻慢; ——美国向中国提供租借援助,这既是两个间一种主要的联系,也是两国矛盾的一个根源。中国代表不仅不能参加军火分配委员会,而且向中国提供的物资都要由史迪威将军来分配、监管,而美国向英国、苏联提供的租借援助都是由受援国自己控制分配的,蒋介石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歧视,对史迪威将军多有埋怨; ——当时在中国指挥第十航空队的陈纳德将军主张“空军制胜论”,主张只要美国能够提供足够数量的飞机,就可以在六个月内,至多一年内“完成日本的瓦解”,蒋介石支持陈纳德的“空军制胜论”,史迪威不相信这一神乎其神的计划,史迪威与陈纳德、蒋介石之间又有矛盾; —— 史迪威主张改革中国军队,打破中国军队中的派系, 以军官的实际本领来任用军官,这可是要了蒋介石的命根子,蒋介石自然极力反对这种方案;

——中美两国军队真正联合作战的唯一战场是滇缅战场,但无论在1942年的缅北保卫战,还是在1944-45年的缅甸反攻战中,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合作都是很艰难的,双方有不同的考虑,有不同的理念和主张。而正是这些分歧使史迪威将军在战争最需要他的时刻非常无奈地离开了中国,使史迪威个人成了一个悲剧人物。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两国在军事上的合作远没有在政治上的合作那样顺利,而合作中的困难又集中地表现在蒋介石与史迪威的个人关系上,从而使这段历史变得非常复杂,如今美国的,中国大陆的、台湾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问题仍然会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 三、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另一个支柱是容许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反对中国的内战。史迪威从抗日的利益出发,积极主张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身体力行地履行了这种政策。 ——史迪威主张,国民党军队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包围是中国抗日力量的内耗,这种包围应当解除,包围中共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都应当到抗日前线去和日本军队作战;

——史迪威还主张,美国租借物资应当分配给中共军队;

——为了搜集日军情报,考察中共敌后根据地的情况,评估中共军队的作战能力,史迪威还积极主持派遣了美军观察组去延安,这是有史以来美国与中共的第一次半官方的接触。观察组,尤其是几位政治官员发回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关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关于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富有真知灼见的报告,对美国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史迪威将军是个职业军人。甚至可以说他不懂政治,更不懂中国的政治。他为人耿直,胸无城府,缺少外交手腕。他所考虑的仅仅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军队的作用,中国战场的作用,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最大的贡献。他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者,在战争期间,他基本上可以代表美国的政策,但到了大战末期,当着美国对华政策从战争时期的扶蒋容共抗日向着扶蒋反共转变的时候,他的主张越来越不能适应这种转变,离美国政府的政治需要越来越远,他被召回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史迪威将军被召回,赫尔利和魏德迈被派来中国恰恰就是这种政策转变的需要。

  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纪念史迪威将军诞生130周年,重温中美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结盟抗日的历史,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中美两大民族是友好的,中美两国关系也要朝着新型大国关系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加怀念史迪威将军,缅怀他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的贡献。他的英名已经载入了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史册。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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