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中国

                                                          --彼特·汤森（Peter Townsend）2005年2月
  
二战爆发时, 我志愿加入了“救护之友”—一个（基督教）贵格教徒领导的和平主义者团体。1940年一月一日，我开始接受紧急“首救”及相关的实地训练。训练场地在巧克力大亨、贵格当权派的积极支持者卡德布里（Cadbury）家族地产上的帐篷里。完成培训后，我在好几个城市的医院及一些军医院工作，其中一家接纳了从比利时和法国北方撤出的英国伤病员。德国轰炸伦敦的初始阶段我正在伦敦医院服务。

1940年底，“救护之友”总部被要求派一个救护小组去中国。我志愿报名并被批准。连续三个月，我和小组的三、四个人和一个当过传教士的牛津教授学中文。其后的三个月我们几个人又进了伦敦的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继续中文学习。

学习结束后，我们随一个船队出海，绕过南非驶向新加坡。抵达时正是日本飞机首次轰炸这个城市的当天晚上。从新加坡我们乘一艘滨海汽艇去仰光，到那里时也正是这个城市遭首次空袭的那天下午。我第一次受命上阵是独自驾一辆”6X Studebaker”型大卡车驶进大火燃烧的码头，钩住另一辆6X卡车、将它拖到安全的地方。从仰光出发，我们驾车取道缅滇公路经中国西南的昆明继续前进，到了”救护之友”驻扎地贵阳。在当地一家医院干了不多久，我发现自己并不喜欢独自开卡车来回跑的差事。碰巧陕西宝鸡中国工业合作社西北办事处招人，那里需要一名英文秘书填补空缺，因为一个叫乔治·何克的人调到宝鸡南部的地方领导一个合作学校去了。我抓住了这个机会。四天车程，直往北开了三天。一起开车的有一名休假的美国记者，还有一个从西安国民党警察关押中逃出来的菲律宾华侨。到了宝鸡，我在西北合作社主任的院子里有了一间96平方英尺的住房，一直呆到1943年。我在主任家搭伙，和他夫妇同桌吃饭，听他们用中英文聊天（他们俩都在英国大学念过书），还学会了用筷子吃荷包蛋。我的床是三块板搁在两头木撑上，每天晚上有只三条腿的狗（它的名字叫“土匪”）跳上我的床睡觉。可怜的“土匪”被车子压坏了腿，后来不知怎么又掉进茅厕淹死了。茅厕实际上就是一个坑，上面搭两三块板条，其中一条支得高高的可以坐靠。来华前想带些乐器，就在伦敦学会了笛子。此时我有空就练习，常吹常奏，有一天突然听到身后发出不该有的沙沙声，我四处打量，从窗户纸的小洞看到六只会神的眼睛，那是隔壁小学校的孩子们。

我作为英文秘书的工作是向国外的组织和慈善机构如“联华救济和工业合作”(United China Relief and Indusco)、纽约的“工合美国分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C.I.C.)、英国的“克里普斯夫人救济会”（Lady Cripps’relief body）、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及海外华人组织等报告西北合作社特别是由海外出资的项目进展情况、教育和医疗卫生设施。当时的这些合作社规模都很小，常常是设在乡村的小工业。每个会员都参加政策讨论，有收益一起分享。有小机械、棉毛纺纱、军用毯制作、做鞋、烧陶、造纸、卷烟、制砖、皮革加工、打家具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储蓄银行和医疗中心。宝鸡及其他地方还有学校，上学的不仅是合作社成员的孩子。 我看了宝鸡及附近地区的合作社，后来还去了西安、兰州、天水及其他乡镇的合作社，写了不少东西介绍它们。我的中文不断进步，一天夜里居然做梦都说中文了。

这段日子，在学习有关合作社知识的同时我也了解了贫困、文盲和政治压迫。在欧洲，我曾经见识过30年代大萧条的贫困，但在这里，贫困可以说是到处可见、几乎无所不在。西北地区是那时中国最穷的地区之一。去一些合作社得穿越田野，有时我们能看到人当牲口被拉着犁田的场景。步行10至15英哩就进入宝鸡附近山区，那里有一些地主拥有的煤矿，我们看到十一、二岁的孩子身上捆着背篓如何爬进狭窄的矿道又如何背着满篓的煤爬出来。类似的贫困在街上、在农家破烂不堪的茅舍里都可看到。合作社的原则--有力同使、有利共享—对国民党政府及支持它的豪绅军阀来说是很讨厌的东西。渐渐地，我的和平主义思想瓦解了，我回忆起历史课本中的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革命过程中的暴力，当病入膏肓、行将灭亡的政权施用暴力，以暴还暴常常在所难免。

1943年，我搭乘“工合”的卡车到了成都，接着搭乘一辆邮车到了省会城市重庆。我去英国大使馆告诉他们我心仪的变化，十分指望能分配到某个办得好的社会团体去工作，可得到的答复是，大量美国人正蜂至中国，要紧的是英国人尽量呆在原地。我因此又设法留在宝鸡，然而马上收到一份电报，是一个“工合”外籍代理书记新西兰人士路易·艾黎打来的，他指示我不要回宝鸡而是赴成都任“工合国际委员会”执行书记，监督合作社对境外救济资金的使用，因现任书记、学者兼传教士的刘易思·斯密斯博士（Dr.Lewis Smythe）要回美国。

在这个新岗位上，我不仅要报告合作社的进展情况，还要接收并分配所有国外来的援助资金。我们和委员会成员们（他们由中国人和外籍人士组成）及“工合”总部的工作人员协商决定这些钱的去向。我们还接待一些外国重要来访者如“时代生活”记者特地·怀特(Teddy White)，科学家约瑟夫·尼德汉姆博士(Dr.Joseph Needham)，学者欧文·莱的默（Owen Lattimore），中国的知名人士、社会学家费孝通等。

1945年日本人垮台了。我和同事们在成都大街上跳舞。其后不久，我飞往上海已成立的“工合”总部办事处，和一位合作社老友J·M·唐在同一楼层住了下来，和全中国一道，等待国民党和共产党及其支持者人民解放军的分裂局面的结束。

国民党走向失败、共产党势必取胜似乎早在预料之中。如是这样，我们将会面临怎样的政策呢？此时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正领导着西北的合作社和一所技术学校，他在乔治·何克因破伤风去世后接替了工作。“工合国际委员会”还能协调专项资金吗？新政府会全部承担合作社中央管理机构和它的办事处的经费吗？会负责技术学校的经费吗？国外来的资金仍会被接受吗？

我去见了宋庆龄夫人，因为她本人就亲自处理来自国外的资金, 也因为她是中国强有力的政治领袖、已故孙中山的夫人，在共产党及其盟友所属的任何单位她无疑是个强势人物。“你们应该尽力使西北的合作社及学校继续下去”, 她说。但又补充：“你们该和周恩来谈谈。”

她为我作了安排。周将军，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谈判家，此时在南京，和一个小组正试图(但未必成功)和平解决内战冲突。他对我的表态也是坚决的：“合作社和学校都要继续下去”，他说。“但你得去见见毛泽东”。

毛此时在华北陕西省的一个小村庄里。我坚持维克多·哈克斯 (Victor Hicks)和我一起去。他是个工会工作者、技术员，受纽约的“工合”组织的派遣来评估新政权下我们的需求。周（恩来）当即同意我的想法，帮我联系上了人民解放军的黄华将军，他当时正在北京一个停战谈判小组里工作。1946年我们北上北京，以便从那里飞毛所在的边区政府。当时在北京和延安有一个美国人形势观察小组，他们用一架美国军用飞机送我们去延安。一天早上，我们乘车去机场。飞机停在跑道的终点处准备起飞。一辆载我们的吉普车开出，出于安全考虑，我们的真实姓名没有列入乘客名单。机舱门开了，玄梯放下了，我们登了机。机上约有20人，全是中国男性，都穿棉卡其布制服，每个人手里都抓着卫生纸袋，他们大概都是第一次乘这飞机。

我不想在此描述延安，它的环境、它的特征。在我回英国后写的《中国凤凰》一书中描写过或者有过一些描写。这里只想说当时令我大为吃惊的是，延安没有肮脏或污秽，没有乞丐。他们是不是暂时被赶走了，就像一个重要外交官来访时国民党把所有的乞丐赶出宝鸡一样？不，延安确无乞丐可赶，老百姓穿着都过得去。他们的衣服是否是慈善捐赠的呢？不，这个地区没有任何慈善活动。田里的农民看上去也不是可怜巴巴，茅舍里的主人也无穷困潦倒像。地主在哪里被看管着呢？这里没有地主。

我们就这样四处走走，看看卫生所，转转合作社，和一些头面人物或一般老百姓聊聊天，发现很多令人惊讶的东西，比如说，这里好像真的没有文盲。我们还参加一些周末活动。第一次是一个追悼会，悼念一位在飞机失事中牺牲的工会工作者。连毛泽东都在被邀之列，但人们并不指望他会来，据说获悉这个人的死讯他非常伤心。第二次是个舞会。舞会？中国农村还有舞会？舞厅里开的舞会？男男女女的庄稼人和普通官员跳在一起？这样的事我从未听说过。

其后，一天晚上，毛泽东要在他紧挨枣园的窑洞里召见我们，一辆卡车送我们到了毛的窑洞。

毛友好而开朗。他显然已得知国统区“工合”的状况。他态度也很明确。“要将尽可能多的合作社办下去，学校也要办下去。重要的是要让尽量多的人有活干。过了这阵子希望一些国外资金继续进来”。接着他又问我一些其他的事如英国工会运动情况，我知之太少，磕磕巴巴答不上来，而他并不介意。

我们回到北京，内战正在蔓延。人们时不时地议论着它的结局。国民党军队丢了乡村、死守着城市。美国给国民党的强心剂--很多装备，都落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手里。我们真不能指望等到最后的结局，因为往哪里走都是一片混乱，我们很有可能被困在上海。再说，从国外来的资金收入正急速减少。

1949年南京失陷。解放军渡过长江。此时江中的英国“紫金石”号舰艇，--它是为英国大使馆提供给养的，一艘中国汽轮巡视在它和长江口的中国炮舰之间—侥幸逃离。军队层层包围了上海，很快就看到了（国民党）丢城的迹象。人们乘机、乘船离沪。由国民党任命的、在美国受教的“工合”主任张复良（音）携家飞到台湾。码头上，未卜先知的旅客正在上船，有的人头上戴着十几顶帽子。枪声大作，嘈杂声不停。然而，一天晚上突然万籁俱寂。次日清晨，解放军上街站岗，老百姓欢呼雀跃。

应该说，此时图像已相当清晰。“工合”总部搬回北京。1949年秋天，我本人作为国际委员会代表也被召回北京。我的美国夫人罗兹(Rose)亦随我北上。她在《人民中国》杂志社有了一份工作。起初我住在总部办公室外一间屋子，后来我们和一对中国夫妇合住一幢小楼、共享一个中国厨师，还有一个花匠每月来，肩上一根竹扁担，扁担两头挂着含苞的或盛开的花草篮子，为我们院子里枯萎的花圃补苗添花。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停止向中国汇款，但英国、新西兰继续给我们钱。西北地区路易·艾黎还在领导的学校原是靠国外资金的，此时划归它北面的玉门石油所管辖。人民政府还任命了一位新的“工合”主任，他的名字叫孟云谦（音），他此前曾任“工合”南方地区办事处主任，后来成了新政府合作总社长官。

一天早上孟来电话说想看看我们的住处。我们备了茶。他来了，我们在桌边就坐。寒暄之后他说“有一事相商……，你们能否给我们一笔款……”。 我已记不清款数，只记得不是小数，但在我们的可能之内。“此后，我们不会再要你们的钱”。

“那，艾黎会怎样呢？”

“他会找到一份新工作。”

是的，我们确有这笔款数，甚至还多些，都存在银行里。我给他开了一张支票。

事不出所料，工业合作社被吸纳进了全国合作社系统。政府接管了中央和地区办事处的核心部分。西北学校的外国人一一撤离。教会背景的高等院校如燕京大学和华西大的外国人也先后撤离。外国租界关闭，治外法权被取缔。中国回到了中国人的手里。现在轮到我们下决心了。为我们安排了一些工作，我们拒绝了。但我们还是在北京继续呆了六个月，我开始动笔写一本书的开篇章。然后乘船取道香港，三夜小住何(Hall)大主教府上。香港留下的唯一记忆是邂逅一位前传教士，他泄露说他参与了向西藏偷运武器。

其后就是乘一艘船回到伦敦。我作了近50次演讲，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回首往事，说些什么呢？给人教益, 令人欣喜，心绪难平。目睹旧的衰退、新的崛起，实际就是经历书写历史。新中国赋予整个国家一个伟大民族的尊严感。它也有过大的失误。然而，回顾这些失误，也应该同时一并考虑这样一个因素，即中国的一些反对派采取的对立行动造成了它的怀疑和偏执。举台湾与大陆人为分裂为例，看看这些反对派装着要做什么和实际在做什么: 1945年，美英早就同意将日本占领了几十年的台湾回归大陆，而现在却武装台湾反对大陆。新中国还养活了它的人民，他们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改善了健康和福利。中国成了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

我自己呢？我成长在那里，爱上了她，她的人民，她的山山水水，还有她的饭菜。我还学会了对许多事情怀抱宽 容。“工合”总部主任孙宝超（音）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在曼彻斯特留过学，从他那里我受益匪浅，知道了宽容，也知道了极端主义的危害。